进学校之後的第一件大事是国庆,开学不久马上就开始国庆字幕排练,记得我们班上是绿sE的斗笠,每人一顶,带着绿帽从南海路走到重庆南路,据说排的是总统万岁的岁字,那应该是最後一次排这四个字,第二年这位老先生就过世了。前一个晚上接近午夜一阵不寻常的春雷,第二天中央日报很晚才来,电视也变成黑白的,从此台湾走入一个新的时代。
很多同学排队瞻仰遗容,还可以请公假,当时去不去自己就可以选择,多年後我回想这件事,就觉得学校还是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,给了作为学生的我们一点自由。但是不去是有报应的,而且来得很快。移灵时规定大家要去中华路目送,我因为交通管制,眼睁睁的看着马路另一边的同学，却过不去,绕了半天到达时已经点名完毕,为此被记下一个小过。从此在我心中埋下一个永为非主流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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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之後，大学联考的第一天，国文，英文，化学都是拿手科目，写得非常顺手，几乎肯定自己胜卷在握。第二天考数学，算是保底科目，不失常就可以。爸爸说数学考试还是戴着表吧，把他戴了多年的老表给我。我想想也好，也许用得着。那天天气很热，题目很难，我不急，一题一题写。
慢慢的发现不大对，单选还没写完，时间过一半了，还是开始写复选吧。刚开始写，铃响了，怎麽了?
看看表，秒针静止完全没动。出场时记得我把表丢到爸爸手上，他递冰毛巾过来，我想都没想，狠狠的把他的手推开。爸爸讪讪然的转过头去。
收到联考成绩单那天，是七月二十六日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老爸什麽都没说，要我在祖宗牌位前跪着，我一边跪着一边想起高中课本里的「儒林外史范进中举」，重考还不行吗？范进都考了八次。
妈妈也很难过，但是她没说我，只是说要我听爸爸的，就好好跪着。
开学了，爸爸撂下一句话，「想重考，自己想办法。」。
他送我到南部的学校，跟我挥挥手，一个人回去了。我不敢看他的背影，这次是真的伤了他的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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